我1979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文科五门考试总分数223分，数学只得了5分，连最简单的一道满分8分、证明勾股定理的题也没有完全答对。结果，只好去读了中专，据说是物资学校79级入学分数最低的一名应届高中生。

       我把这份高考成绩通知书，装进相框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当作警醒并有怀念青春之意。有人不让我挂这个，说多没面子，对年轻人也没有好影响，要挂就挂立功、获奖之物。我没理会，不觉得这个寒碜，也绝对不是要和励志较劲，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已。

       当年没考上大学，不仅是因为贪玩，还时不时就与同学武力相向，就在高考最后一门交卷之后，我还和几个哥们儿在五十四中考场外的铁道边约架呢，所以，我考不上大学也是必然结果。

       其实，我是知道要好好学习的，也知道读书越多越好，最起码能上大学，分配到好工作，更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爸爸对我说过，多读书、读好书能使自己聪明，能辨别是非，能更好地做人。爸爸是补习后的高中文化，喜欢读书，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他看过的“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全是精装本。爸爸也买过很多哲学、文学和关于艺术的书籍。他读书有个习惯，就是在自己觉得重要的语句下面，用蘸水笔画上红道道儿。妈妈平时将书柜收拾得很整齐，几乎一尘不染。所以，我自小就觉得书籍是一种很值得敬重、很严肃、很庄严、很神秘的存在。

       我真正觉得书籍与个人命运相联系，并应视为珍贵物品，是源于那个特殊时期，妈妈保护书、爱护书的一件往事：她用新床单包裹抄家者要拿走的书，那场面叫我刻骨铭心，永远难忘。

       1967年春天，我们家还住在河东区棉五二宿舍一座日式联排小楼的二楼。一天上午，只有我和妈妈在家，楼下开来一辆四轮小货车，车上下来五六个人，直奔我家楼上，木板楼梯被踩得咚咚作响。他们跟妈妈简单、生硬地讲了几句话，便直接打开房门、储物间的拉门及室内书柜的门，将里面“马恩列斯毛”的书、古籍和中外文学书籍全拿了出来，半扔半放地散丢在地板上。而后，他们挨着本儿地翻看，好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

        这些人不吵不闹，快速地翻看着，看了不一会儿，终于不这么看了，其中一个人站起身来不容置喙地对妈妈说，这些书要全部拿回去仔细检查。

       妈妈原本是默默地站在一旁，看到他们没像其他抄家的人那样胡来，还主动地给他们倒了白开水，但当听来人说要把这些书全部带走时，她神态有些变了，看到地板上有的书散页了，有的掉皮了，有的弄脏了，她开始心疼那些书了。妈妈镇定了一下，伸手阻拦说，你们等一等，我去拿个布单子。她迅速地从一个立柜里，拿出来一块儿全新的、叠放整齐的粉红色杭州提花被面，那是给我已经随上山下乡运动回乡务农的大哥准备的。妈妈将被面铺展在地板上，把散乱的书一本本地整理好，整齐地码放在被面上，有个三四十本后，就将被单对角系成了个包袱。而后，她又拿出一块干净的花布床单，如法炮制。妈妈边系着包裹，边说：“你们小心一点，这些书以后还得看呢。”也许是听多了别人抄家的事，所以当时妈妈并没有过多紧张。这些人走后，不到六岁的我躲在妈妈身后，还是感觉到了她的惊慌和错愕。

       爸爸当时在一家棉纺厂当厂长，是出生入死的“地下党”，那时被列为当权派和走资派。晚上，爸爸回来了，妈妈跟他说，我忘记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了。还有，咱们的床单什么时候能还回来啊？爸爸心疼地说，就算白搭进去个好床单吧。别想了，人比书重要。可妈妈说，你不是拿书当宝贝吗？我那时还小，听不懂这些话，但我觉得妈妈保护书的行为，其实是对爸爸爱书的一种支持。

        因为这次抄家，书籍给了我万千的向往和迷恋，我宁愿冒险翻看那些留下来的书籍。后来，还有两件跟这次抄家相关联的事，一是爸爸跟妈妈说，是因为有人知道他看书，爱在句子下面用红笔画重点，被反特电影看多了的厂技校学生盯上了，有学生举报，这可能是潜伏特务的密码或暗号，所以才被抄家的；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当过警察、那时已经调到棉纺厂的三哥，他到同事家聊天时，见到了一本精装的《莱蒙托夫文集》，扉页上有爸爸的一方篆字名章，三哥一眼认出了爸爸的名章后，又看到书中有爸爸用蘸水笔画的红道道儿，就问这书是从哪来的？那同事回答，是他哥哥不知道从谁家“顺”回来的，以前有好几十本呢，翻翻就都点炉子烧了，只剩下这些硬壳的了。

       三哥回家告诉了爸爸，爸爸平时不爱多讲话，听到这事也没有急躁，只是像平常一样叹口气，说了句“也看书就好”就过去了。三哥听了爸爸的话，也没再去找事儿，跟那个同事说破。

        这些由书引出的良知和勇气、侠义和真情，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促使我开始自觉地读书、学习。尤其是我参加工作后，有机会考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更是下了一股子狠劲，我想用“破坏书的方式”达到读更多书的目的，将被懒惰偷走的时间重新夺回来。

        1981年，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区政府工作，算干部。当时社会上急需各种人才，政府广开学路，创立了可供业余时间学习的广播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毕业后国家承认与全日制大学一样的同等学力。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首次在全国正式招生，学制三年，如果考上，每周有两个半天的集中学习和几个晚上的自听电台广播学习，报考条件是必须经得单位同意。刚上班的小青年拿着工资利用上班时间上学，一般单位根本没门儿，区政府人事室原则上不鼓励，因为当时我工作的部门，一共才十五六个人，有五六个人要报考，如果都考上了，真的是会影响工作了。

        我们的主任叫裴玉川，当时已经快六十岁了，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做过大厂领导，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区政府那时在地震震塌了的原址上搭建的临建里办公，有六七间办公室，同事们中午没有午睡的习惯，多数人下棋、看书、聊天，这是跟领导沟通事情的好时机。

        裴主任听说我们同届分配来的几个人要去考电大、职大，当时没有表态，但有的科长表示反对：怎么好事都叫你们赶上了，要是都考上了谁工作？说的也是实际情况。但我想努力一下，先去找了师傅张新乐、组长杨静珍，保证一旦考上了绝不耽误工作。他们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还没等我去找科长，裴主任就召集大家开会了，他对我们要考学的人说：“你们能到区政府工作很不容易，现在又有了上学的机会，若考上了不仅能学到知识，以后提拔干部，学历还会起到作用。所以，给你们机会，我同意你们报考，人事那里我去讲。但是有一条，考上学后绝不能耽误本职工作，本分做人、努力做事，才有可能有前途，这对国家也是好事。”事后得知，机关里就裴主任最为青年干部争取机会。我们很幸运，遇到了一位胸襟开阔、能充分考虑年轻人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领导。因为这，裴玉川这名字我一辈子不会忘。

        报考之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考上。我们单位六个人报考电大，最终只有两个人考上了，我算一个。我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更没有博闻强记的读书技巧，我用了可能是最笨的办法去做最后的冲刺：在离考试还有最后两周时，我将复习参考书看过一页撕一页，看完一门就毁一本，自己给自己结课，这也是自绝后路。我的学习方法是“强刺激”，逼自己“记住”，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但对我自己管用。我如愿考上了电大，这是我的运气。有人说运气是一个人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我信。我偶有不正、不智之时，便有运气相伴，我的运气都来自亲人、同事和朋友，一颗颗向善之心护佑着我，我愿意离他们近一些，接受他们美与善的传递与浸润，他们推着我朝前努力，融合和铸造了我对于学习的坚持与耐心，克服困难的沉着与勇敢，对理想的向往和对亲朋的情义，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

        现在，读书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不仅仅是对父辈的一种精神继承，还可以使生命活得更加扎实和宽广，可以比别人看到更多的美好和快乐。我喜欢书，尤其要将其干净、整齐地放在书柜中、书桌上，就是散放也要尽量规整，那样看着舒服。如果是在陌生人处看见人家码放整齐的书，我立马会生出几分敬意和尊重。当然，如果看见那种专为办公室或客厅书柜置放的只印有书名、起装饰作用的纸板儿，我也会很反感。

        书是有灵性的，不仅要当作学习、消遣、欣赏之物，而且还要善待它，并将它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要保护好书。无论纸质书、电子书，或者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书籍，多读都会充实自己，即便常常面对困难也不会自己想不通。读书不是万能的，不读书、少读书是万万不能的。只要多实践、多读书，就会信心怡然、一切自然，积善、致仁、成德，就会尽觉满眼阳光、八面书香！

（作者 王育英 题图 张宇尘）

（本文刊登于《天津日报》2025年3月1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