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2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万元以下贷款只占1.86%，而50万元以上贷款占到86%。 

另一方面，乘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春风，“小额贷款”概念成为当下股市绝好题材，拉动龙头股价在不温不火的行情中翻倍上涨。 

一面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公益小贷，在中国整体日渐式微，一面是位于大西北宁夏的一家小贷公司走通了该模式下五户联保的路子，以亿元资本服务近万客户，万元以下贷款做到了70%，自身更获成倍增长。 

当小贷公司还在呼吁政策倾斜，市场已开始注意小贷的积弊，业界有观点认为小额贷款可能需走公益道路，有专家则警示，小贷公司万不能走上异化道路。 

小额贷款公司灰幕 

全国(小额贷款公司)1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只占1%，其他都是10万以上的 

过去两周，由“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引发的一轮股市上涨行情中，以浙江东日为代表的一批“大牛股”，一下有了新的概念分类：小额贷款题材股。 

以房地产开发、租赁为主业的浙江东日，仅仅小规模参股温州商业银行，此间却一连拉出近10个涨停板，股价整整翻了一倍。而正是这类股票近期的特别表现，一下把闷声的“小额贷款”推到了台前。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给定的十二项“金改”任务中，第二项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实际上，在这一利好消息公开之前，央行2月20日已发布《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该数据亦证实小额贷款公司在规模、增速两方面势头强劲。 

根据对行业的持续跟踪，记者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在实际运转当中，需要注意防止出现弊病丛生之象。 

小贷牌子和大额贷款 

2011年10月的第二届中国西部金融论坛上，专注调研小额贷款问题多年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刘锡良，就针对当时的小额贷款行业现状直陈“小贷不小”，“贷款动辄上千万一笔。” 

刘锡良所指小额贷款公司的弊病，通常隐藏在一些小贷公司的内部账本上，因此这部分秘密一般不为业外人士所熟知。 

本刊记者在成都、重庆、银川等多个城市，以申请小贷为由接触过数家小额贷款公司，对于两三万元金额的申请，受访公司无一例外表现冷淡。 

“一般小贷公司不会明着告诉你他不做小额贷款，而会找一些借口，说你不具备申请条件”，重庆一位从事过小贷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没有规定能约束小贷公司选择客户，给谁贷、贷不贷完全基于老板个人意愿。 

本刊记者在多地探访县域小额贷款公司时，发现有工作日不开门营业的情形。“开门就得雇人工、付水电，他一年就那几笔账，放款收账只拿个皮包就把手续办了，何苦天天开门，给谁看呢。”宁夏一位小贷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中盛国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是该市第一家注册资金3亿元的小贷公司。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正式挂牌营业后，当地报纸报道，这是一家“单笔单户最高贷款额度达1500万元的民营资本股份制公司”。 

宁夏惠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治普，是中国公益小贷的领军人物，3月26日，他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应邀在北京参加全国小额贷款研讨会，会上央行一位部门领导公布了一组数据，“全国4300来家小额贷款公司，抽样调查的结果是，5万元以下的贷款占1.86%，而50万元以上的贷款占到86%。” 

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中国最早一批介入公益小贷的学者之一，至今仍在山西等地运作小贷公司业务。4月10日，茅于轼告诉记者，他做的是3万元以下的贷款，带有公益性质，“而全国(小额贷款公司)1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只占1%，其他都是10万元以上的。” 

挂小贷的牌子，做典当的买卖 

西南某市政府2010年底批准设立的该市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金交所”)，据本刊核实已列入国务院整顿对象，主体业务一度处于暂停状态。该交易所在长近1年的运营周期中，以打包发售小额贷款公司的小贷收益权凭证为核心业务。 

抛开金融要素市场意义，这个金交所可以被直观理解为小额贷款利息分成平台。即小贷公司将贷款利息收益推上金交所出售，小贷公司借此融资，投资者则分享小贷公司利息收益。因此，这一平台能够大面积折射小贷公司平均利息水平。 

本刊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在金交所已经发售的数十件小贷资产中，兑现给投资者的年化收益率一般在8%左右。 

这仅仅是小贷公司集中通过金交所平台分给投资人的一部分利息收益，这也意味着小贷公司的实际利率在9%的水平之上。但此时的高利率都只是小贷公司的一部明账。 

刘锡良日前接受本刊采访时透露，不少小贷公司保持一明一暗两套账，明账的利率一定在“不超过银行利率4倍”的合规空间，而真实利率在另一套账上，外界很难看清楚。 

这一判断至少在山西近期开展的小贷公司自查工作中得到印证。山西省金融办责成省内小贷公司在2012年第一季度先行自查，4月9日至5月30日将展开现场检查。此间山西本地媒体披露，不少小贷公司发放月利3分到5分的贷款，并且有两套账。 

记者注意到，近年手机短信、互联网、报纸百业信息中，小额贷款迷你广告几呈野广告态势泛滥。既然小贷公司只针对特定大客户，它们广泛投放这类低端广告的用意又在哪里呢？ 

知情人士透露，业内一些老板已经把小贷公司当作典当行开，贷款人只要能够提供房产等财产性抵押品，公司便会以高利息放款，而不会计较贷款人的贷款用途，“这是挂小贷的牌子，做典当的买卖。” 

“多赢”的合谋 

除了大额贷款、利率奇高，小贷公司的另类资金游戏也让人忧虑。 

银川市一位小贷公司管理人员，日前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小贷公司与银行合作操作资金的一套手法。 

企业在银行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时，银行工作人员一般会向企业预先催款。当得知企业还款困难，银行工作人员可以将此消息透露给小贷公司，届时促成企业从小贷公司贷出资金，来偿还银行贷款。 

这仅仅是资金游戏的第一层。更进一层，小贷公司放出的这笔贷款，其实是从银行贷出。这就形成：银行放贷给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放贷给企业，企业向银行还贷。 

在这个关联过程当中，资金并不会到小贷公司和企业手头，仅在3个账户间进行一次数字循环。对于银行而言，这个过程一能保证资金安全，二来消除一笔不良贷款。但循环一经结束，企业即对小贷公司产生借贷，这笔借贷开始合法生成高额利息。 

这一循环对企业而言看似不公平，但据前述业内人士称，企业往往愿意参与这一循环。“企业按时还了银行的款，他就算银行优质客户，能取得更大授信，从银行贷出更大规模资金。” 

业界人士还指出，个别小贷公司盯住企业股权，放款第一天就等着企业经营失败，到时再以追债方式取得企业股权，进而控制企业。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反映，这种方式目前在房地产企业中有较多表现。 

2008年5月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即著名的23号文。23号文之后，各地纷纷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小贷公司始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 

23号文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运用有详细说明，“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 

显而易见，中国小额贷款的政策起点，正是从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开始。而近年关于传统银行难于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的尖锐现实，已经广受诟病。如果正处萌芽当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行业形成的包括“大额贷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改观，就可能离小贷政策设计的原意越来越远。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火种 

呼延学琴也从妇女们的茫然中感到一丝无助，她告诉记者，当时村民还以为她是来搞传销的 

47岁的宁夏盐池县农村妇女尚凤芳，眼下拥有价值4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资产：405只羊。 

在当地，这是一笔显而易见的优良资产。只要尚凤芳愿意，她随时可以把这批羊拉去县屠宰场出售，按每只1000元上下的价格实现资产变现。 

一只羊的利润在150元至200元之间，当这笔资产变现，尚凤芳就赚到了6万至8万元利润。羊的饲养周期一般是4到5个月，即便一年只养两期，尚凤芳的“年薪”也接近20万元。 

这位中国西北农村的妇女，格外自信。3月27日中午，她穿一件紧口短打布夹克，站在自家附近地坝，指了指背后的墙根，大声对本刊记者说：“以前，咱这儿妇女吃完饭就蹲那晒太阳，现在，一个个忙得不见人。” 

妇女们的忙碌，是因为拿到了小额贷款。就像尚凤芳那样，在她的羊资产里，当初用于购进羊崽的原始资本，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身边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贷出来的。 

这家公司叫宁夏惠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惠民公司)。过去10多年中，公司团队致力于移植“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为贫困妇女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小额创业贷款。 

现在，惠民公司和它的客户都取得了极大成功。但相对于整个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只是星星之火。 

尚凤芳的资本故事 

尚凤芳是在2007年8月开始接触改变她命运的小贷资本。在此之前，她也喜欢蹲去墙角晒太阳，另外，她每年会养两三只羊，“过年咋都要吃一只羊，另外的平时吃。” 

这时候，尚凤芳的主要经济行为几乎不需要货币参与，更不消说资本。 

因此，和中国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尚凤芳把后半生寄望于下一代。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学习不错，另一个身强力壮，丈夫则在外面打零工，挣来的一分一毫都尽可能投在儿子身上。 

“养儿防老”，既是中国上一代人的“主流经济学”，也决定了下一代人必须负重前行的经济步履。在这样的循环模式中，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养老保险和资本，至于发展，的确显得模糊而遥远。 

2007年8月的一天，尚凤芳和村组的一帮妇女，被通知去张村长家开会。会议的实际组织方，是惠民公司的前身——盐池县小额信贷服务中心。 

那次会上，信贷服务中心的信贷推广员呼延学琴讲了很多关于农村妇女创业、自强之类的话，尚凤芳都没记住，她告诉本刊记者：“就听说一个妇女可以贷1000块，那就贷嘛。” 

呼延学琴也从妇女们的茫然中感到一丝无助，她告诉记者，当时村民还以为她是来搞传销的。但尚凤芳最终决定从惠民公司借贷1000元。她由此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帮惠民公司打开了局面，因为这份交情，她现在是惠民公司的一位兼职小组长。 

这1000元资本一经抵达尚凤芳手头，在12%的利息追撵下，她唯有开足马力去寻找利润。尚凤芳第一次拿这笔资本养了5头猪，待猪养大后统统卖出，这笔猪资产就变为一张一张的现金。 

不过，本小利薄，当尚凤芳还掉1000元贷款及利息时，她手头只剩下区区几百元利润。看起来，尚凤芳的状况并未发生多大改变。 

但就在她如约还清那笔小额贷款时，她的信用已经获得贷款机构承认。藉此信用，她也就获得更大额度“授信”。也即是说，她的信用使她可以获得更大一笔贷款，拿到更多的发展资本。 

就这样，尚凤芳一下步入良性循环：获得更多资本，生产规模更大，实现利润更多，信用状况更好。5年来，尚凤芳正是在这种资本、信用的周而复始中，持续发展，一直到眼下每年掌控近百万元资产，年收益近20万元。 

“现在我们村上，一家最不行也都养着200多只羊”，尚凤芳是盐池县花马池镇深井西村人，她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政府也开始给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又专门规划了养殖园区，统一修建羊舍，“我的405只羊就养在园区，安心得很。” 

事实上，小贷资本对妇女的改变已不止是激活创业热情。据本刊记者观察，当她们反复与资本交道后，其信用意识也得到空前锻炼。 

惠民公司借用孟加拉乡村银行“团体联保贷款”方法为每一笔贷款提供信用保证，要求贷款户先与邻居组成五户联保小组，才能通过组员担保获得贷款。因此，尚凤芳们深知，“你要是个不讲信用的人，就没人跟你联(组)，更别说贷款。” 

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7成 

惠民公司总部在盐池县一条背街的四层小楼，一楼大厅墙上，装饰了“厚德亲民、兼爱互利”几个大字，这是公司推行的核心价值理念。就“互利”一词，公司董事长龙治普向本刊解释，“公司要获利，员工也要获利。” 

惠民公司本来由纯粹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转制而来，即使现在，其公司股权结构中，来自政府、NGO的公益性质资金仍占到60%，民营资本占40%。不过，虽然公司积淀了深厚的公益背景，龙治普却不认为他们是在扶贫，他坚持公司要走市场化路子，并相信唯此才能保证公益小贷的可持续性。 

惠民公司于2008年12月注册成立，此前，龙治普团队从事公益小贷的资金规模仅400来万元。当年年底，惠民公司资金规模达到1500万元，2009年为3000万元，2010年底为6000万元，2011年便一举冲上亿元高点。 

龙治普认为，这种一年翻一番的超常规发展，是公益性小贷机构走市场化路子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证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贷之路在中国走得通。 

享誉全球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该国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创办。尤努斯因此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参照惠民公司的情形，现在已经很容易理解“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即主要针对贫困妇女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创业，并通过联保方式使妇女们免去财产抵押。 

龙治普前不久去孟加拉考察这一模式，在首都达卡，他发现最气派的大楼往往是乡村银行的。他因此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形成自己一套看法：“那是一帮高级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高利贷的方式，服务了一大批穷人，最后成就了自己。” 

惠民公司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2月，公司覆盖了宁夏盐池县、同心县两个贫困县的16个乡(镇)的113个行政村、355个自然村的22519人，累计向7686位农户发放小额贷款37133万元，2月末户均贷款余额10600元，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71%。 

“当有上亿资金的时候，我这个老总也就当得有意义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一种体现，同时我个人的经济报酬也得到提高。如果从虚荣心的角度来讲，我过去是一个300万的老总，现在我是1个亿，甚至以后是3个亿、5个亿，那不一样。” 

龙治普谈及公司最近几年发展，和他那些客户的神情一样，总是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从扶贫机构到小贷公司 

作为中国公益小贷的领军人物，龙治普曾经坚决反对，将原来的扶贫小贷机构转制成现在的小贷公司。即使在转制前夜，他都将信将疑，“担心公益性质彻底丢掉”。 

龙治普的公益小贷之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他在盐池沙漠化土地整治研究基地(点)任主任，这个机构由地方政府和兰州沙漠研究所共同设立，其中一项功能便是公益扶贫。 

1996年前后，基地开始接触NGO组织的外援项目。这时候，部分项目要求做小额信贷。这是龙治普第一次听说小贷这个词。“听说叫小额贷款，那肯定贷款额度比较小，还听说分批次还，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道理，那就分个3批、4批。” 

当时用于小贷试验的项目资金只有几万元，龙治普按2000元左右一笔进行放款。随后，爱德基金会介入支持，提供资金逾100万元。此时，龙治普也调任盐池县政府外援项目办公室主任，他专门抽调一个妇女，“让她把这个项目管起来。” 

2000年，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成立，小贷项目正式交由协会运作，龙治普任协会理事长。随后，又注册成立盐池县小额信贷服务中心，成为小贷运作主体。 

这一系列变更背后，包含了龙治普团队放大资金规模的冲动。“就NGO这点钱放下去收回来，一直做不大，社会资金又吸收不进来”，龙治普说，中国目前公益小贷事业在很多地方仍由协会运作，但协会财产归全体会员所有，使得无人敢往里面投资。 

盐池县小额信贷服务中心是一个民办非企业组织，它仍然在民政注册，并属于非营利机构，但出资人的产权关系得到厘清，“出资人可以处置他的资产，比如中心关门的时候，出资人可以决定他的资金用来干啥。” 

但吸引投资的愿景并未在服务中心身上获得实现。用龙治普的话说，“民办非企业走了两三年，还是走不动。”这样，在国家逐渐放开小额贷款的大气候下，转制为小贷公司就成为龙治普团队的不二选择。 

“我们在2007年初就拿到了注册小贷公司的批文，当时国内第一批小贷试点区里面还没有宁夏，宁夏自治区金融办出去考察，考察了一圈回来后，发现眼皮底下有这样一家小贷公司，金融办主任很震惊，当即表态要支持我们。” 

要转制为小贷公司，只有400万资金规模的龙治普团需要寻找新的投资人。至少，他们也要凑够一笔资本金，满足小贷公司的注册条件。 

“后来找到一个大企业，拉来考察，给人家介绍，老板很有兴趣。到最后签订协议时，他说他把董事长当上，其他你咋搞都行。虽只轻描淡写一句话，他当了董事长，公司的决策权就没了，我们还不能被别人吃掉。” 

龙治普果断拒绝了这次投资。随后，他转道嘉道理基金等NGO组织，并迅速达成合作。到2008年12月注册成立惠民公司时，龙治普团队让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为政府、NGO组织占比60%。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这是一条路，许多资金都想进来，我们要筛选。”龙治普向本刊记者透露，在众多资金中，他们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 

守住资金公益性质才能守住公益小贷 

1993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正式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引入中国，杜晓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此后，茅于轼等多位经济学家在山西吕梁地区同步展开小贷试验，国外NGO组织亦入境开办小贷业务，由此拉开中国公益小贷的探索之路。 

10多年过去了，除惠民公司获得自身发展，中国公益小贷整体日渐式微。 

既然惠民公司走通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之路，为什么没有更多小贷公司走上这条路，或者走通这条路？ 

“为什么公益性小贷喊了十几二十年了，一直发展不起来？要看中国的公益小贷谁在做，妇联主席快退休了，扶贫办的主任快退休了，你去你去，去把这个小贷做一做。” 

龙治普说起这些倍感焦虑：“虽说喊叫发展公益小贷，政策层面仅仅是允许你弄，至于税收优惠、批发资金等实际措施，都没有。国家层面好像把你这看作一种福利性质，打个擦边球，你要弄弄吧，反正弄不出坏结果。” 

同样的问题似乎也困扰着茅于轼。4月10日，茅于轼告诉记者，他一直做3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带有公益性质，但中国要发展小额信贷，要推动金融普惠，道路只能是进一步敞开金融业大门。 

“所谓放开，就是私人资本能进入金融机构。”茅于轼说。 

而一些私人资本开办的小贷公司，在现实操作中却背离小贷性质。对此问题，茅于轼亦予承认。本次受访中他也未给出私人资本实施公益小贷的可行路径。 

龙治普团队的运作结论则是，守住了资金的公益性质，就守住了小贷的公益属性，但即便是公益小贷，也绝不能走慈善的路子。 

“团队持有坚定的公益理念，股权结构体现并支持公益，治理结构相应又能保证公益运作，并遵循资金的规律走市场化路子。”龙治普说，这是中国发展公益小贷务实的道路。 

刘锡良：小贷低利率是打击农民 

不能总是想把城市这一套搬进农村 

中国有自己的小额贷款 

记者：现在谈小额信贷，业内外甚至国内外提得比较多的都是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经验，那么，中国本土的小额信贷，其历史脉络是怎样的？ 

刘锡良：我以前给中国人民银行做中国小额信贷政策报告时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小额贷款，绝对不是国际援助机构来了，我们才有小额贷款。也不是从茅于轼搞试验才开始有小额信贷的(1990年代初，茅于轼在山西吕梁农村试验小额信贷)。 

中国从农村信用社建立就是小额贷款，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因为就我所看到的最小一笔小额贷款是一块四毛七。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信用社贷出去的。2004年，我还访问过最小的农村信用社，四川阿坝州红原县，信贷员背个包、骑个马，出去吸收存款。那时连会计制度都不健全，但它的信誉很高。还有四川平武的白马乡信用社，整个存款只有130多万，他们做的全部是小额信贷。 

所以当时我就说，中国99%的小额信贷是信用社在做，不是国际扶贫机构。现在的农信社，仍然是以小贷为主。包括新兴的村镇银行，也是以小贷为主。我们还是要靠本土的。 

记者：但是农村信用社经过这么多年摸索，却饱受诟病，那是为什么呢？ 

刘锡良：信用社有很多体制问题。2003年，大家提出股份制、商业化是信用社改革之路，要在农村搞商业性金融。我说这不对，还专门写了文章。不能总想把城市这一套搬进农村。其实农村要建立全新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本质是合作制、合伙制。 

我从两条线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说商业性金融，按照原始定义，它是做商业票据贴现。那些开得出商业票据的企业肯定是有相当规模的，它的市场是稳定的，管理是规范的。但是农村广大企业是开不出票据的。所以，商业性金融和现代工业、贸易相关，和传统农业是没有关系的。中国几千年农业发达，也从来没有产生出商业性金融。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进来，才有商业性金融。 

另一方面，从信用发展关系角度看，商业性金融是生人社会的东西，农村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农民为什么最讲信用？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就好比中国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是讲圈内，换了一个生人社会系统，你就没必要讲信用。所以，国家应该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提供一套制度设计，暂时提供不出，就应该让它试点。大的金融机构稳住，小的怕啥。 

小贷公司不要和房地产搅得太紧 

记者：那么，中国眼下要推动发展小额贷款，到底由哪些主体来做这件事情，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格局？ 

刘锡良：按照世界银行关于金融普惠思想，我觉得农村信用社基本还是发放小贷的主力，但由于信用社有它自己的体制问题，所以，还是应该有小贷公司来做。前年，我把四川、重庆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调查一遍。这些新兴机构出现以后，对推动信用社改革起到很大作用。以前信用社等客户上来，跟太爷一样，现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出现后。好的客户你不去，我就去了，这样逼着你去竞争。 

记者：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很少做小贷，业内都说“小贷不小”，每笔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做。 

刘锡良：有些省要求，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小贷公司资本净额的10%，那么小贷公司注册资本两个亿，它就可以借2000万给同一借款人。有些公司8个亿10个亿的注册资本呢？ 

当然也有做小额贷款的，像成都一些公司专门做花木、花卉贷款，就做得很小。但一部分卷入到房地产里面去了。小额贷款公司本身是个好事情，在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把它捆住了。一是小贷公司和房地产搅得太紧，这可能让小贷公司走向不归路。现在很多房产地产公司资金紧张，周转不过来，就和小贷公司绑在一起。第二，小贷公司利率太高，至少是偏高。他们做的合同利率都比较低，严格控制在4倍这个范围内，但是它有其他费用的。这两条路很可能把小贷公司走死。 

记者：小贷公司回归“小贷”的路径是什么呢？ 

刘锡良：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回归两个本质，一是小贷公司必须要小，贷款必须要以微小客户为主。第二个一定要以熟人社会为主，不能以生人社会为主。小贷公司不能靠抵押担保，抵押担保就会办成又一个典当行。 

比如村民之间这种贷款，这样就能保持微小。否则是保证不了微小。微小里面主要还是讲机会。现在不管讲金融普惠，还是讲孟加拉模式，实际上，很重要的都是给穷人以机会。要抓住机会，有机会去创业，这个很重要。 

记者：一些小贷公司叫苦，说每笔贷款太小，一两亿分成几千上万笔贷出去，管理的成本就大了，没有利润可谈。 

刘锡良：这个只要利用熟人社会机制，完全能行，因为农民是绝对守信用的。我去调研宁夏惠民小贷公司，发现它主要就是靠退下来的村支书、德高望重的人给介绍客户，公司给他们一些补贴。这些人在村上很有面子、很有地位，他们说话也有人信。惠民小贷公司就通过这个熟人关系把交易成本降低了。否则，它两三万一笔的贷款，方圆几十公里，就算摩托车，来回跑两趟油钱也不少。 

不要以为低利率照顾了农民 

记者：国家在政策上应该如何鼓励支持小贷公司？ 

刘锡良：政府应该给小贷公司一部分的补贴，鼓励它去做小贷。但是我们现在补贴不到位。好多机构拿不到这种补贴，名义上补贴给你，但一年两年都拿不到。 

记者：一些小贷公司都热衷于做大额贷款，国家怎么敢补贴呢？ 

刘锡良：所以，这个就要有监督机制。看是谁给补贴，谁就要来负责监督小贷机构。对于监督主体，不要动不动弄很大一个机构搞全国统管。你在北京监督，能监督什么呢？ 

记者：小贷公司的利率标准争议始终很大，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锡良：小贷公司的利率和现在整个社会的利率是有关系的，整个社会都进入高利率时代。包括现在国家、国有银行拿出来的钱，低利率是不多的。另外还有一些潜规则，比如我贷款100万，名义上6个多点的利率，但你必须存50万，只给你用50万。就是说你贷100万，实际上只贷了50万，但另外50万银行还要算利息。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教科书上说的补偿性余额贷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我贷款给你，但你必须给我做一次贴现、二次贴现，这样利率也提起来了。 

记者：一些受访的小贷公司叫苦，说利率再低就没钱赚，因此不愿投入这个行当，这又是什么原因？ 

刘锡良：首先，国家规定的4倍利率下，随便怎么做还是有2分多，只要把抵押贷款做得比较好，基本就能维持30%的利润，现在做实业还是没有这么高的，所以，社会资本是喜欢投这一块的。 

其次，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贷高利率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要以为低利率照顾了农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打击了农民，因为利率低了，资金不进来。现在银行相当于是一台抽水机，把农村的资金动员起来后全部转移到城市去了。那么，你要小贷公司往农村配置资金，就要小贷公司自身是可持续发展的。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我们说贷款管理，它有个保本点的问题，越小的机构，盈亏平衡点就越低。比如做100万的贷款和1000万的贷款，从审查到收回，管理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收益的差距却很大。所以利率太低，小贷公司做小额贷款就达不到盈亏平衡点，保本点都达不到，他就不愿意做。资本毕竟是逐利的，利率高一点，应该是良性的。只是不能太高。

                                     (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